2024年7月18日收到讣告，大学时的老师张贤科教授因病去世，一时不敢相信，因为他才80岁。但讣告不可能是假的,现实是残酷的。与贤科老师的交往也慢慢从我的记忆中唤醒。

贤科老师退休前任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教授，1969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，1973年至1993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，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，1993年加入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，直至2009年退休。

这是百度可以查到的贤科老师的照片。他本人其实比照片更帅，堪称数学男神。认识贤科老师是在中国科技大学本科三年级学抽象代数，好像他是接了李乔老师的课。比起其他任课老师，他相对年轻，只比我们大十来岁，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沧桑的感觉，说话比较随便，也挺风趣，音调不高，再加上语速较快，需要仔细听，正好帮我们集中注意力。多少年以后，在他课上学的啥东西都不记得了，但有一句话至今没有忘，他说“有的时候一流的工作是二流的脑袋做出来的”。当时坐在我身后的外班的两个学生小声嘀咕“这是什么逻辑！”我那个时候还不完全理解贤科老师这句话的含义，因为脑子里没有“例子”，但对那两位同学的“批判”也并没有苟同，感觉他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，只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而已。

这是我们的抽象代数期终考试卷，如今不复习一下已经做不出来了。与贤科老师的第二次的交集是1987年夏天到1988年夏天在马里兰大学（College Park），他的身份是公派访问学者。由于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教授的工资绝对值与美国相比相差近百倍，访问学者的月薪好像是三、四百美元，不足我们作为TA和RA的研究生薪酬的一半，但相对于国内工资还是要高出至少二十倍。记得曾帮着贤科老师抬床垫儿，那个时候中国研究生的床垫儿不是前面毕业的师兄师姐留下来的，就是在垃圾箱捡的（听起来吓人，但有的时候运气好可以碰到八、九成新的床垫）。我们把多余的一个床垫搬到他们七人合租的两室一厅的房间里，里面的拥挤可想而知，两间卧室各住两人，客厅面积大些，用被单隔开住三个人。冰箱包括冷藏和冰冻部分严格划分成七块，里面塞得满满当当，没有一点儿多余的空间。肉食大部分是鸡腿鸡胸，蔬菜则以大白菜为主。贤科老师说，鸡在国内是“奢侈品”，在美国卖得比中国都便宜。这样算来，他们每月的花费包括房租不超过一百美元，大部分的钱留下来，一年后回国时在免税商店购买“八大件”（自行车、手表、洗衣机、电冰箱、电风扇、录音机、电视机，照相机），一步到位完成家庭“硬件”现代化。贤科老师一定是一位顾家的好丈夫、好父亲。

贤科老师到访的时候，我女儿几个月大，还穿着纸尿裤。当时中国还没有那玩意儿，他好奇问每天要换几次，每片纸尿裤平均多少钱，最后给我算了一笔账“你女儿几个月尿掉一台彩电”。但话锋一转说，最好的投资就是孩子，这是“一本万利”的买卖。

贤科老师访问的那年，一位同班同学申请马里兰大学，由于科大老师们的严苛（抱歉我用“苛”这个字），771很多人的成绩单并不那么“闪耀亮眼”。数学系有位台湾籍的朱教授有兴趣接收他，知道贤科老师来自科大，征询他的意见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我们科大的毕业生个个优秀，不用看成绩单”。结果一锤定音，同学成为朱教授的关门弟子。

第三次是1997年夏天，我在Texas Tech 拿到终身教职（tenure）后回国访问，其中一站是清华大学，东道主是韩厚德教授。当时贤科老师已经调到清华大学数学系，虽然不是同行，也来听我报告，之后带着我骑自行车周游校园。那是我第一次游览清华校园，只感觉比科大校园大多了，像公园一样。现在想来贤科老师一定是专挑好的“景区”给我看。骑行中提起我们在马里兰大学经常开车带他去购物的往事、还回忆当年的一些趣闻。他是位积极乐观的人。那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费马大定理的故事。1993年6月21-23日，Andrew Wiles在牛顿数学研究所作报告，贤科老师是听众之一，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，讲演厅座无虚席，最后一天过道里都坐满了人，得到消息的都想见证这一历史时刻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审稿的过程中发现了漏洞，而补上这个漏洞用了9个月的时间。这期间在一次1993年底的数学会议上，贤科老师又见到了Andrew Wiles，后者外貌的变化是巨大的“脸色苍白，瘦的不成人样”，足见当时的压力有多大。

最后一次见贤科老师是2019年11月28日，我去清华大学作“杰出学者讲座”报告，邀请人是黄忠亿教授。当时，贤科老师已经退休，还特意赶来看我叙旧，他是一位重感情的人。还不到5年，那么精神的他，却不曾想如今已作古。80岁，在今天不算是长寿。贤科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，包括他的面容，凌乱的头发，褐色的眼球，红红的鼻头，讲话时略带俏皮的嘴唇，……他这样有趣的人是该去天国的。